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广东作为中国工业大省、外贸大省遭遇严峻挑战。广东省政府提出“广货北上”，由政府牵头，搭建平台促进广东产品内销。这项活动已初见成效，也为广东经济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但是，真正探究起来，“广货北上”应该看作是一部已经持续两千年的广东经济奋斗史：自古以来，正是兼容、务实、富有进取心的粤商将“广货”源源不断地带到全国各地。

图谋“广货”，秦始皇发兵岭南

广东地处岭南、面朝大海，珠三角堪称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故乡。珠三角原是一处烟波浩渺的浅海湾，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才形成一片岛屿林立、沼泽星罗的冲积平原。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往世界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三角成为“海洋总汇之地”、“河海分汇之区”，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也为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生于斯、息于斯的越人，自古“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素以“越人擅舟”著称。

秦汉之前，已出现从事南海贸易的越族商人。正是越族商人以南海沿岸地区的“广货”与从中原地区的汉族商人相交易，才诱发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动机，发动征伐岭南的军事行动。公元前228年，秦国50万军队逾岭南进——这就是珠三角开发的开端。

秦朝部将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广东的海上贸易得到增进。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汉书. 地理志》也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贾者多取富焉。”在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里，有一捆来自非洲的象牙和一件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这里所列的奇珍异宝，明确记录了最早的“广货北上”。

“海上丝路”服务京师

由于南海贸易的需要，广州（番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秦汉时期就居领先地位，是楼船制造的中心之一。汉代的楼船有重楼、有十桨一橹，已懂得依赖季候风、借用牵星过洋的办法航行。

最早记载我国海上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文献是《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今海康县)、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东南部)，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武威德，厚遗黄支王，今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从以上记述看，西汉初年，汉武帝即派使者沿着越族商人所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中国的商品就是这样从岭南出发，几经辗转而流布四方。

大约在五世纪前后( 即东晋末年至南朝宋齐间)，开通了从广州启程，历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直驶幼发拉底河口巴士拉港的海上商路。航程一万四千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关于这条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唐人贾耽留下了详细的记载。通过这条商路输出的商品以丝绸为主，因此后人称之为“海上丝路”。

广州成为南海贸易的首冲、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这座边疆城市里居住着“使价之客和守土之臣”。南海诸国前来朝贡都取道广州。唐宋元三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是允许外商前来中国自由贸易。内地市场对广货的需求以及广州北上商道的畅通，使广州赢得空前繁荣。前来广州经商的国家地区之广泛，商舶之繁多，商货之丰富，可谓空前绝后。元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742—756年）年间各国来舶之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与广州有海上交通往来者，“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唐代以前没有来往的国家，此时也纷纷前来。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广州港市的景象，诚如诗人刘禹锡所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航多宝舶来。”

在很长时期，销往北方的“广货”基本上是服务于京师、长江三角洲及运河沿岸城市的权贵集团为消费对象的高值奢侈品。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物，可资数世。”这里的所谓“珍异”，即当地所特有的犀象、珠玑、玳瑁等产品。明代正统（1436--1449 年）年间王莹写的《重修羊城街记》中说：“使价之客与守土之臣参半，而豪商大贾，珍物奇货，亦于斯萃焉”。可见传统的本土产品和舶来品等，即所谓“珍物奇货”，依然是商品的主要构成。

随着中外、南北贸易经济的发展，历代因经营广货致富的官商群体也因此剧增。晋代石崇(249--300)之所以富极一时，就因为他控制广州通往首都洛阳的商道之缘故。

宋代珠三角已普遍种植双季稻。宋人郑熊《番禺杂记》云，“春插夏熟者，早稻也；夏种秋熟者，晚稻也”。同时，生产技术进步、水利兴修和耕地的扩大，使稻谷总产量大有提高，广东粮食不仅能够自给，且有余粮作为广货输出。仁宗时，广东路拨米2，2000石赈济广西；高宗、孝宗、宁宗都曾明令籴“广米”纲运临安，其中1185年(绍兴五年)一次即运15万石。至于民间贩运，潮州“金城米”输往福建，广州米输往闽浙。

果木的种植，在珠三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据文献记载，汉代已有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橄榄、梅、杨桃、人面子、油柑等，当时荔枝已闻名于京都，为皇宫所享用。到了宋代，种植日广，“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有了一定的外销量；柑桔，“广南……民多种柑桔以图利”，已不同于从前只作贡品；香大蕉，既作鲜食，也用于加工，“南中芭蕉用梅汁渍，曝干压扁……名芭蕉干”，方便贮存外运。其中，荔枝、柑桔、香大蕉和菠萝被称为四大名果，驰名中外。

花木园艺的产地在广州近郊。花木作为富裕阶级尝心悦目的专品，由来已久，专任经营者历代不绝。早在宋初，广州每年都有奇花异木几千株远运汴京。番禺也有花市，“(素馨花)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之”。此外，某些花木用于制造化装品和配制香料。

以“走广”为时尚

明中叶，新大陆的发现、东方航线的开通，打破了南海贸易的传统格局。中国内部的经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珠三角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1553年为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广州的外港。因应国内外经济变化，古老的广州港市无论在贸易形式、商品结构、商人构成、市场功能，还是商业运作方式上，都有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广州市场流通的广货商品，已从高值的奢侈品趋向以民生日用百货为主。

珠三角开发日益深化，主要表现为沙田开发以及基塘系统生态农业的出现，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农业商业化不断加深。在当时菲律宾马尼拉生丝市场的剌激下，从江南输入吴丝，织成广纱粤缎，造成所谓“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的名牌产品。佛山冶铁业和石湾陶瓷业崛起，铁锅等铁器品畅销“东西二洋”，陶瓷则有“石湾缸瓦，胜于天下”之誉。珠三角所生产的丝货、糖、铁锅、陶瓷等所谓新型“广货”，成为出口及北上的重要产品。

随著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已经很高，珠三角市场的发育也十分迅速。此时的广州市场同岭北的广阔内地市场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江南、安徽、福建等地区的北方商人以“走广”为时尚。

清代乾隆22年（1757年），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广东人根据市场取向，自发地调整其产业结构。16世纪马尼拉丝市出现以来，对丝货的需求有增无减。于是，着力发展蚕丝业。乾嘉年间，桑基鱼塘从原有的九江、龙江、龙山、坡山、海洲、镇涌、金瓯、缘潭、沙头和大同等十乡专业区，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形成一个“周四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化生产基地。丝货跃升为珠三角单项商品的首位。

实际上，其时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江南地区的产品。据嘉靖《广州府志》云：“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花茶、“广彩”、棉纺织等新兴产业，也都是为适应出口的需要而创置并发展起来。茶的出口量，自入清之后呈现不断上升之势。18世纪20年代终于跃居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珠三角趁机发展制茶业。高鹤、香山、番禺、新会、清远等县自清中叶起不断扩大茶园面积，又根据西方人的口味改进制茶方法。广州珠江南岸茶庄、茶行，比屋相连，内设有茶叶加工厂。所研制出的一种用不同的花薰染而带有不同花香味的所谓“花茶”，在伧敦等国际市场备受欢迎。

所谓“广彩”，是选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贩到广州，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请善于绘画的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在白瓷器上绘西洋人喜欢的图画，再开炉烘制成彩瓷，然后售给西方商人。

受海外市场的剌激而兴起的棉纺织业，意义尤为深远。棉纺织业，珠三角本不发达，是因气候潮湿不宜棉花生长之故。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运来曼彻斯特布等纺织品，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的“南京布”反而为到欧美各国所青睐。基于市场的取向，珠三角人发展起棉纺织业，他们购买英国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在当地设厂仿制“南京布”以输入英国。珠三角人进口原料，输出成品，一进一出，得到了增殖效益。

珠三角原有的制糖、果品、蒲葵和水草等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石湾陶瓷业、佛山铁冶业等都有所增进。这些产品，除通过广州出口外，还直接贩运到东南亚各国销售。

因应历史机遇，粤商以商业贸易为先导，带动蚕丝业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外向型经济导向的‘贸工农’体系，经济一跃而追赶先进的江南地区，也因此改变了北销广货的品种结构。

“独口通商”，造就广州商业资本黄金时代。当时的广州商人集团继徽商、晋商之后称雄商界，他们置身国际市场，成为国际性的跨国经营者。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广东豪商，商业网络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而伸展到欧美各地。他们的经营理念与传统中国商人，不啻天壤之别。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饶有意味的是，广东十三行的伍秉鉴是入选的6个中国富豪中唯一的商人。

鸦片战争后，粤商集体北上

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崛起并取代广州的地位就成为势所必然，这对粤商既是一种危机，又是新的机遇和挑战。原充当十三行商、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的广东商人，就他们与西商的人际关系、具备西方的管理知识以及外语条件等而论，是国内别的商帮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这种情势下，粤商集体北上，他们的身影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采矿、机器制造、百货、银行保险等诸多领域，成为新式企业的创办人、近代中国工商业变革的先驱者。

从此，粤商走上更广阔的天地。他们首先扮演了一个历史上伴随着骂名的显赫角色——买办商人。“买办阶层”领衔40余年，积聚资本并学习西方管理知识。他们怀着实业报国之理想，践行“商战”誓言，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先驱的作用。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办轮船招商局。开始时，由宝山人朱其昂负责，但是筹资困难。李鸿章产生“招致粤商”入局的想法，邀请具有管理新企业知识的唐廷枢、徐润，分别出任招商局总办、会办。唐廷枢等不负众望，由于他的影响力，粤商踊跃投资，招商局资本筹集的困难局面很快被打破。在唐廷枢主持下，招商局效法西方企业，重订章程，筹划增资，扩大业务，兴办航运。他在局内附设同茂铁厂，以修理船舶；他筹办开平煤矿，并修建铁路，以解决船舶所需的煤炭及其运输问题。他的这些举措，显示出以西方经营方式运转的崭新气象。从此，招商局成为广东商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站稳脚跟的粤商，开始推进民族航运业近代化，近代以机器为动力的航运业几乎都是广东人主持。1867年，首位留学美国的香山人容闳和淮南名绅、沙船主许道身联合提出上海组建首家华商轮船公司；70年代初，香山商人郭甘章已在香港拥有多艘轮船，开始从事航运业了。他们的一系列努力，奠定了近代航运业发展的基础。

粤商还热情投资铁路建设。广东的潮汕铁路、新宁铁路、粤汉铁路等，均由粤商筹资修建。京张铁路，唐胥铁路，也由粤商提议并主持建设。

1873年，南海华侨陈启源回到家乡创办“继昌隆”丝厂。近代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蚕地方竞相设立”，蚕丝业成为全省经济支柱。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蚕丝上市上的季节，由广州运往顺德各地的现银，平均每天达30万元，每月有上千万元的现金流动。顺德一度成为广东省金融业中心。

在蚕丝业的带动下，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如机器制造业、船舶修造业、建筑材料业、交通运输业等因应纷起，保险业、新式银行、百货公司等商业近代化也陆续出现。在新兴的各行业推动下，不仅带动了珠三角其它产品，如蔗糖、茶、草席、烟花等形成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尤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

同期，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等4大百货公司，是由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和李敏周、刘锡基分别先后创办的，在中国属于首创。他们从海外到香港、广州、上海等地，逐步创建了一套崭新的百货销售新理念、新制度、新模式，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新式消费潮流。

粤商所进行的是一场仿西方商业革命，他们在各行各业不仅促进产业器物层面的变革，而且还力求制度上的近代化。他们利用其在洋行中学得的商业知识，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施展才华，与外资企业较量。他们的身份，也逐步从原先的传统商人转变为近代企业家。

新时期“广货北伐”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广东为试点展开的。80年代，广东经济最早显示出来的优势正是内销——在“广货北伐”旗帜下，“珠江水、广东粮、粤家电、岭南服”风行全国。太阳神、健力宝、顺德家电、珠江啤酒等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由此奠定了今日广东经济的竞争优势。

后来，因为国际市场容量更大，按订单出口的生意模式更有效率，珠三角经济的外向性越来越强。这时候，一些早期广东品牌的经营失误成为企业界探讨“大败局”的经典案例，许多人都以为广东企业在走下坡路。一时间，“广货”的光芒好像暗淡下来。

真实的情况是，粤商借助港台的贸易、信息通道进一步获得制造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迅速形成了产业优势，珠三角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如今，广东布局了6个大都市圈超级产业集群：珠江东岸IT工业走廊；珠江西岸家电集群；珠三角纺织服装集群；汽车集群；石化集群；装备制造业集群。

经过30多年奋斗，广东已步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与其他省市的最显著区别是制造业分量巨大。目前广东省民营企业数百万家，主要集中在各种形式的专业镇中，是广东一支巨大的发展力量。

90年代起，珠三角企业开始发生静悄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与过去几十年欧美、日本、港、台发生的现象一样。在各个实体产业领域粤商资本纷纷“北上”，布局全国……

在这两个领域里，粤商“北伐”的故事是引人注目的：餐饮与房地产。

餐饮行业，经历着从先锋探路到集团式大举北上的过程。1993年，顺峰集团在北京一掷千万，租下当时十分冷清的农展馆电影院，开始实施其“为北京提供高档商务消费平台”的战略目标。如今顺峰被奉为北京以“商务消费”为定位的餐饮业开山鼻祖。广东云龙集团在北京东三环南路十里桥侧投资约１．５亿元，建成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号称可供１万人同时进餐的“亚洲第一大海鲜酒楼”——云龙金阁海鲜大酒楼，令人叹为观止。人们称粤商“在广东积累了改革开放十几二十年的财富，开始重金砸向北京市场”。到现在，纵观大江南北，粤派海鲜酒楼已经遍地开花。

粤派地产的案例也很有戏剧性。90年代末，广东地产军团如万科、合生创展、富力、金业、星河湾等北上抢占地盘，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多年来在广东实施规模开发练就的“大盘功夫”。在 “大盘攻略”背后，拼的不是气势而是专业实力，做大盘不易，最难的是做出精细的效果来。因此，广东人所展示的开发模式、项目策划、产品设计、市场操作、物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水准，对国内城市房地产市场形成全方位的冲击。

“转攻内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市场急剧萎缩，广东外贸出口经受了严峻的挑战。传统低附加值为洋品牌打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出口高增长的发展方式在珠三角难以为继。大批珠三角企业转战国内市场，从“眼光向外”变为“转攻内需”。

“腾笼换鸟”是广东根据本省经济现状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提出的产业升级战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反复强调必须将污染产业迁出，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金融危机，这一战略决策受到质疑，认为“腾笼换鸟”脱离我国低成本优势。对于“腾笼换鸟”的不同看法，实质上是对于是按照既有模式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还是让经济转入新的增长方式轨道而宁可牺牲一部分增长速度的不同分歧。广东决心转型，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将经济增长目标降低到8%。对此，香港大学教授迈克尔•恩莱特指出，一省政府积极寻求告别早期工业发展方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为应对金融危机，省委书记汪洋号召“广货北上”。2009年，声势浩大的“广东产品全国行”活动取得不俗成绩。当年举行“全国行”活动132场，遍布省外30重点城市。首场在西安启动，随后有合肥、重庆、长春、兰州、宁波等，东南西北中逐个铺开。每场活动都有广东省级领导亲自上阵，站台推销。一系列展销促销活动，提高了广货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据有关统计，当年广货北上带来的订单金额高达5800多亿元。在此带动下，全省工业品内销增长22.8%，工业利润增长27.7%。

今日珠三角的独特之处，就是拥有非常发达的地方生产系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资产。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不仅仅是资金投入，从长期看更重要的是带来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转移。外资的知识转移效应是巨大的，包括国际上最新的产品设计，设备，生产工艺，质量控制，包装，财务预算及市场营销。海外投资明显促进了新兴行业发展，培育了产业创新的能力。珠三角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产业升级的最佳路径选择就是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生产模式创新。升级程序是：在分工层次上，从低增值制造向高增值制造提升，然后再向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逐步提升。

       目前“广货北上”的明显特点是：努力以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拓展“内销”市场。一向受到欧美消费者热爱、“看上去很美”的广东制造，其设计理念、技术质量、产品性价比等均得到内地消费者的高度认同。为提升“广货”的价值，广东多年来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因此，今天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亮相的“广货”，已不再是传统的“广东制造”，它已经被打上“广东创造”的鲜明烙印。“广货”正以高智慧、高科技含量的新面目走向国际、走俏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