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广东营销学会第八届领导班子换届之事已经尘埃落定，无论第八届会长杨洪先生在今后几年是否当得好这个会长，但谁都不能否认的是，广东营销学会的这次换届和杨洪先生的这次当选，真正体现了学会多数常务理事和会员的意愿，是一次成功的民主换届改选。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将在广东营销学会的历史上乃至我国现代民主进程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树立起一个标杆，甚至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因此，作为初期创办学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和这次换届改选的亲身经历者，我有责任对这一事件进行必要的分析，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基本过程

自从2011年1月16日第七届会长戴履先在学会全体理事会议上宣布要进行换届，到2012年7月21日召开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杨洪为会长的第八届理事会，整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第八届理事会走马上任，也整整往后推迟了8个月。其中的过程一波三折，令人感叹。从事情发展的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指定到竞选：

学会章程规定换届选举首先要选出一个会长候选人，再由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是说谁能作为会长候选人，会长的位置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开始时，学会按照社会上的惯常做法，提名（其实是指定）戴履先为下届会长候选人。在习惯的思维下原来这种做法没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众多常务理事和会员对此产生质疑甚至是抵制，认为用这种办法确定的会长不能符合大家的意愿，当中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经过来来回回一年时间的纠缠，于2012年2月决定报名竞选会长候选人，最终报名为3人，分别是会长戴履先、副会长陆勇和常务理事杨洪。后来戴履先、陆勇因为超龄和其他原因退出会长候选人的竞争，到4月1日报名截止之日，只剩杨洪一人。然而戴履先等人首先违规在4月 6日又增补了钟育赣为新的会长候选人。之后，无奈之下，竞选会长便在杨洪与钟育赣两人之间展开。

第二阶段，制定“游戏规则”：

3月8日成立了五人换届工作小组，戴履先任组长。换届工作小组于3月26日、4月13日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并作出了重要决定：第一，换届工作小组对换届的重要事项进行民主决策及其决策方式的确定，即对不同意见进行投票表决，多数意见即为换届工作小组的集体意见。第二，用提名、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的办法产生出会长候选人再上报上级有关部门。第三，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会长候选人后，会长候选人即成为换届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其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程序和规则对选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拉票、竞选：

以往，常务理事们通常都对学会指定的会长候选人投赞成票，加上戴履先会长等人以掌握的所有学会资源全力支持钟育赣，如果没有意外情况钟育赣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但是，杨洪就是不信这个邪，从4月13日开始，他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了一大批有投票权的常务理事以上人员，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说明竞选会长的理由，阐述对学会未来的想法和自己的“施政纲要”，力求获得每一位常务理事的支持。在短短八天时间里，他与上百位常务理事进行了面谈、邮件、电话、短信的沟通。

4月21日，学会召开“推选会长唯一候选人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依照学会章程和换届工作小组制定的民主投票规则对会长候选人进行民主投票。投票结果：在105张有效选票中，杨洪得64票，钟育赣得41票。会议当场宣布了投票结果：经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杨洪为第八届理事会的会长唯一候选人。此乃人心所向，此时局势明朗。

第四阶段，违规变本加厉，形势辗转反复：

常务理事会结束后，戴履先等学会领导却无故拖延，不向上报送杨洪的会长候选人资料。5月2日，换届工作小组召开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增补杨洪为换届工作小组成员，并建议在5月召开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由学会秘书处执行换届工作的具体事项。戴履先5月3日对此表示认可，但在一天后突然变卦，不仅在学会网站上接连签发会长署名文件，否定换届工作小组第三、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和自己前一天的表态，并宣布停止学会秘书处的正常工作，还以学会名义在《信息时报》和《新快报》刊登“广东营销学会声明：广东营销学会现任会长戴履先先生并未宣布杨洪为本届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一时间风雨骤来，形势陡变。

5月31日，省社科联李旭明副主席出面召开学会换届工作协调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文件，并强调要抓紧时间完成换届的工作。在其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杨洪与戴履先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6月19日，省社科联在调查了解情况、反复斟酌后下发文件《关于广东营销学会申请举行第八次会员大会进行换届事宜的复函》，明确表示不同意戴履先提出的选举方案和上报材料，并且指示：“请你会将今年4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多数票选推出的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候选人名单和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候选人名单、常务理事候选人名单与换届申请报告及有关报批材料，于6月26日前一并上报我会审批，以尽快完成学会的换届工作。”曙光乍现。

6月26日：戴会长跨过换届工作小组私下召集30多名常务理事，召开所谓的“常务理事会扩大会”，18名常务理事进行投票通过所谓的“决议”，否定4月21日的选举结果，还把现有的248名会员除名，这些人占全体会员46.7%，其中包括了115名理事、87名常务理事和5名副会长！刹那间引发公愤，众多会员奋起抗争，上百名理事以上人员向省社科联写联名信，反对戴会长们的做法。学会局面大乱。

第五阶段，物极必反，尘埃落定：

7月4日：由学会的登记机关（省民政局）和业务主管部门（省社科联）主持再次召开换届协调会议，确定了学会换届的几个原则问题，明确表示换届工作小组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予以支持。7月11日，戴履先提出辞职，并散发《辞职报告》。7月21日，召开广东营销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杨洪同志为会长的第八届理事会。出席会议的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督察员高度评价，表态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很热烈，很团结，选举结果合法、有效。”

以上我所表述整个事件的过程都有文件为证，而戴履先等的上报材料以及在背后还做了些什么，涉及到什么人，施加过什么影响，产生过哪些变数等等，就都只有传言而无实证了，不说也罢。至于戴履先等为什么这样做，从现在审计情况来看，经济上的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个中原因分析已见端倪，下一步的分析和处理有待第八届新班子的努力。

二、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八十年代初，身处南粤这块百业待兴的大地上，以张高丽主任为首的广东省经济委员会领导和主管经济管理的广东省经委杨开茂委员一方面见证了这段经济腾飞的历程，也亲历了许多个敢于打破陈规、开创新局面的传奇故事。他们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突破原来僵化的计划体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推进市场经济学的科学发展，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希望找到一条又好又快发展的出路。1983年开始，就提出办好一个营销学会，一份《营销管理》杂志和培养一批有学历的营销管理人才的“三个一”方针。1983年12月9日广东营销学会成立，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以市场营销为主旨的民间组织。

我国行业协会（以及与之大体相当的学会）这类社团组织，绝大多数产生于80年代中期之后。其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市场经济向政府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省政府率先响应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着手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将政府在一些行业内不必亲自管理的事务分出来，交给协会学会类的社团组织来承担。于是一时间，各行业的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客观地讲，这些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成立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要管理就要有行政权力，有了行政权力便自然会滋生出利益，如果这种行政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便一样会向着行政权力机构蜕变，而具有一切现时行政权力机构的弊病。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及其对行政体制改革必然产生的阻滞作用，使行政权力机构积重难返，并殃及到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许多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的正常作用不仅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可以说还有相当一批协会学会在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之前，便迅速地成为蜕变为准行政权力机构的“第二衙门”。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协会学会领导班子的形成与更迭：政府各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年龄到了，除了人大、政协之外，本部门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便成了最为理想的去处。他们在“发挥余热”的同时，也把现有体制下行政管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注入了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而人员的换届，也就自然成了由行政领导部门决定的事情。广东营销学会不是世外桃源，同样不能免俗，不能跳出藩篱。

然而近些年来，由外而内、自下而上的民主浪潮，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在意识层面，公众的民主呼声在不断增强；这次选举中戴会长们将学会 网站死死占住使所有会员进不去惹起众怒将自己推到反面表现得很不明智，从而造就了一支千方百计想听到民主声音的杨洪先生的支持团队。在实践层面，从农村的直选村长到城市住宅小区的选举业主委员会，到处都发生着显现出社会个体为了自身利益和权利、带有浓重民主色彩的群体行动，广东省的乌坎村事件便是带有明显的民主标志的重大事件。而在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这个层面，广东营销学会的民主换届选举又高奏凯歌，真可谓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三、成功的原因分析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可以说广东营销学会这次民主换届选举的成功，是非常侥幸、十分偶然的，以下六个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

第一，民主的大背景和大趋势；

第二，杨洪先生个人的坚持；

第三，杨洪先生的参选团队和诸多常务理事的觉悟和支持；

第四，学会有堂堂正正的章程，换届工作小组依此章程制定的换届选举程序和规则；

第五，上级领导，包括省民政厅、省社科联乃至更高一级领导的认同，对投票选举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还发了相关文件和协调会议纪要；

第六，戴会长及其支持者因固有意识和行政能力所造成的在操作上屡屡的疏忽和失误。

这些要素只要缺少了一个，这次民主换届选举都不会成功，杨洪也不会成为会长，甚至还会被以各种理由开除出学会而身败名裂。我们用最简便的办法进行推算，如果上述6个要素中每个具备的可能性只有50%，那么整个换届选举成功的概率只有1.57%！所以说，杨洪先生是幸运的，这次换届选举是幸运的，营销学会是幸运的：正是在人人心思民主这个大背景下，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这些成功的要素同时汇集在一起，才促成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民主换届选举的成功！

四、意义和启迪

世间万物，所有的偶然事件和偶然因素中都包含着必然性，而我们正是要找出这些必然性，使之凸显、固化，才能使偶然事件（和偶然因素）逐渐变为必然，才能使学会民主选举这个偶然性事件及其中蕴含的偶然性因素变为在今后、在更广泛领域中的必然性事件；才能使侥幸的成功变为常态的成功；才能使目前看来不可（难以）复制的事情变成可以复制。使这一点于夜空中偶然撞击闪现的火星变成不可逆转的燎原之势，使这一抹于戈壁中挣出的翠绿变成满园的春光——这才是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启迪之所在。

第一，与乌坎村事件相比，营销学会并非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而是贴近行政权力机构的准官方机构，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处于更高的层面。如果这一事件能够作为我国民主进程的风向标，那么就表明着民主的步伐已经从农村中的直选村委会和城市中的直选业委会，影响甚至是推进到了承担着部分管理职能的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这一层面，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将其誉为开创了协会学会类社团组织民主改革的成功范例，开创了民主选举的先河并不为过。

第二，与乌坎村事件相比，营销学会的常务理事和会员代表与两个会长候选人、甚至与学会本身都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联，即使他们延续以往的习惯性做法履行一个象征性的手续把戴履先或钟育赣选为会长，也不会像乌坎村的村民那样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这些人的选择，除了企业界的会员希望学会能够提供更为实际的营销理论平台外，更多地是出于在意识、理念上对民主的认同、向往和在行动上的付诸实践。这种意识、理念和行为，在当下普遍以个人自身利益为行为准则和处事标准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整个社会推进民主进程的基础。

第三，与乌坎村事件相比，营销学会的换届选举没有使整个组织分崩离析，也没有引发社会舆论的哗然，更没有流血死人直到要由省一级领导亲自处理才能解决问题。从这点上说，学会的民主选举绝对是一次更为成功的运作。这当然要归功于杨洪及其团队和支持者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舆论和充分利用先进的传媒通讯手段，也要归功于省民政厅、省社科联领导顺应主流民意的审时度势，以及大多数常务理事、会员代表的宽容和忍耐。这一事件更深刻的现实性意义在于，它说明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在某些领域，在某些层面，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未必不能取得民主改革的成功；上下各方面如果处理得当，民主的进程未必一定要以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为代价。这一点，无论对于一直强调“和谐稳定”的最高管理者还是处于最底层的民众来说，无疑都具有更加积极的示范意义和指导意义。

第四，杨洪先生及其支持者们应该尽快由欢庆胜利的喜悦转向对整个事件过程冷静的思考，分析和总结侥幸成功的原因，着手将所有的偶然性尽可能地变为必然。我们毕竟生长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传统体制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我们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直白地说，谁能保证日后的杨洪不会变为今天的戴履先？谁又能保证日后省民政厅、省社科联的领导能够像今天的田丰、李旭明、黎建波那样明智？

我认为，在这方面最关键的是要把科学、民主、公开、公正、监督的换届选举方法制度化、程序化并写入章程。现代民主一个最根本的特征，便是一定要有规则和程序的保证，因为没有规则和程序的民主，就不能保证实质的民主和结果的民主，最后只能导致假民主、伪民主。希望我们在下一届换届选举中，每一位会长候选人都能公平地进行竞选，不再会受到杨洪那样的排斥和挤兑；每一位常务理事、会员代表都能真正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不会再因自己支持了某个候选人而被开除出学会；整个换届选举过程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投票结果能真正反映大多数投票人的意愿；上级领导无须再为学会的选举而如此这般地煞费苦心。

若如是，则杨洪会长及这一任学会理事会功莫大焉，则学会幸甚，全体会员幸甚。

若如是，民主选举成功的侥幸变成常态，偶然变成必然，则社会幸甚，国家幸甚！